致肥局長：小我與集體記憶

肥局長：
你在"大我與文物保護"一文，對喬家大院的主角，喬致庸經商為使天下人同富的大我精神，深為所動，並嘆"如果有那麽一個境界去追求的話，那麽我們都活得很高貴"，並謂"今時今日，這種人庶幾矣"。肥局長，具有大我情操的人古往今來中外皆少，何必嗟嘆？文物保護若靠大我，就停留在你的高貴理想境界--坐以待拆，香港的文物保護停留在這樣的困局，就因為民政事務局的大腦有這樣的思維。
香港尺金寸土並非文物建築的保護的困難所在，問題在於香港沒有完整的文化政策，究竟我們要保存一個怎麽樣的集體記憶給我們的後代？看完你的大我與文物保護後，知道你對龍圃事件會心痛，不過，政府對保護文化建築的責任不是心痛，而是制定長遠的文化及持續發展的政策。龍圃雖屬私人物業，是富人的大宅，就如局長所言，政府不能強硬地列之為保護建築，但局長在文中一連串的反問，究竟想引導市民去思考問題，抑或混淆問題：
"這些要不惜代價保護的文物古蹟，與市民是否息息相關？"
"市民對這些文物建築，有過集體回憶嗎？這些文物建築，是否承載過我們的歷史？......這些文物建築，只是富有人家的私人大宅，與香港人一般的生活，有沒有關係？"
"我們在文物建築的保護，應該在其藝術價值，歷史價值，還是社會價值?"
肥局長既有大我之志，該曉香港的集體記憶屬於整體，理應不會將富人或小民的記憶割裂：富人的大宅是香港的集體記憶，小民光顧的大牌檔也是香港的集體記憶！小民沒有住過富人大宅，只是旺角卡門，保存有歷史價值的富人大宅與我息息相關，因為保存集體記憶小我有責。從肥局長的貪富二分的思維出發，我突然茅塞頓開，終於明白大牌檔逐漸消失在這個城市，因為這個記憶與富有的發展商沒有相關。那麽肥局長，如果香港人患了憎人富貴嫌人窮的病，我們還有集體記憶嗎？
歐洲的堡壘多屬於貴族或教區，無論政府或小民們竭力保護這些建築，因為這些是他們的文化：包含着藝術、歷史、社會價值。誠如台北的龍大姐所言："越先進的国家，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统，對自己越有信心。越落後的國家，傳统的流失與支離破碎就越厲害，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，進退失據。"
肥局長，文物保護非你所言是一種理想，而是責任；"這種境界，在對文物歷史有深層次的認同與傾心的情況才能達致"究竟這是你的自省，抑或你在慨嘆香港人的不足？
謹祝身形與大我之志同步成長。

旺角卡門 頓首